进军西南琐记芜湖集训

文

王一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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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芜湖集训

一九四九年七月，我们二野军大三分校开赴芜湖集训。三分校归属第三兵团，司令员陈锡联、政委谢富治。第一总队总队长左奎元、政委董启强。后面二位是战斗师的师级干部。

我们住在赭山半山腰，那里原来是日本鬼子的营房，足够我们全总队余人居住集训。

主要课程两门，即社会发展史、中国与革命。都是述说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。当然还有毛主席的时事评论。授课老师有兵团政治部主任阎红彦、宣传部刘部长。

知识分子参军，最大的毛病是自由散漫和极端民主化。经过听课、讨论、队列教练，都有不同程度的改进。那时最通行的四句话，就是《军队向前进，生产长一寸，加强纪律性，革命无不胜》。

解放不久的芜湖，刚经历了一场严重的水灾，墙上的水渍尚未褪去。半数商店不开门，电影院倒是营业，放着赵丹和王丹凤主演的《乌鸦与麻雀》。

芜湖是全国四大米市之一，供应军粮不成问题。可燃料一时供应不上。我们每周到三十华里外的郊区背一次柴火，互相帮助，劳动热情高涨。

每天早点名时唱革命歌曲，除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、《我是一个兵》等常规歌曲外，军大音乐层次要高一点，学唱《淮海战役组曲》、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：

三个兵团挤一团，

妄想逃过长江南。

有个老二叫李弥，

那个老大就叫邱清泉。

孙元良，是老三，

他们慌慌张张把路赶。

那个唉嗨唉嗨依呀嗨！

他们慌慌张张把路赶。

指挥我们唱歌的是一位英士大学姓陈的学员，是驾轻就熟的行家。

有几个流浪儿，天天来看我们唱歌，在旁边学着指挥，唱完了就讨饭吃。据说，这都是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姨太太们遗弃的。其中有一个六岁男孩，生得眉清目秀，聪明伶俐，深受女生队女生们喜爱。她们不但包吃包穿，还教他识字。

军队终究要开拔的，总队领导听说这件事，就做女生们的工作，把几个流浪儿一起送当地孤儿院。随后我们途径南京转赴西南。

在南京站台上，我们正在用餐，忽然听到一阵阵欢呼声，跑去一看，原来那个流浪儿又在女生队出现了，正在吃饭呢。据说，前一天他已从孤儿院里逃了出来直奔女生队，而那些女生又菩萨心肠，就像做地下工作一样把他掩护到南京。这一次，可把总队长气坏了，直接派人把受宠的孩子送到当地政府，风筝断线了。

故事到这里并没有完。若干年后，我听北京的老战友说，这个孩子后来被某文工团吸收。再后来，成为了多部电影饰演粟裕将军的特型演员，你说这是不是缘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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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从孝感到常德

芜湖集训约二个月，第二野战军接到中央命令：进军大西南、解放云贵川康。三兵团的目标就是四川。

我们乘棚车在湖北孝感下车，开始沿长江往西南方向徒步行军，第一阶段目的地是湖南常德。

为什么不以武汉为起点呢？因为解放华中南的任务已经划给三野。又因为国民党蒋家军溃退的速度太快，我二野必须紧跟追击，伺机消灭其有生力量。

对于我们军大学员来说，行军就是当前的主要任务，前线部队每解放一地，就等着有人前往接收。

装备如何？除常规军装、军鞋、绑腿、薄棉被、背包带之外，每人发小背袋一个、洋瓷碗及碗套各一、长米袋一个（可装米约10斤）。每组发步枪二支，站岗放哨用。

临行前，我组分进了二个女学员，说是“男女搭配、干活不累”。这可难为了我这个组长，因为组内身体最棒的一位同学被招飞行员，留下九人中有二位要背枪，其余的人都要作好思想准备，为女生背双肩包。幸而其中一位大嫂级学员坚决要自力更生，一切都自己背（此人为兵团宣传部长的夫人），而另一位女学员只有十六岁，出身富家的千金小姐，少不得由其余男生代劳了。

我们以孝感为出发点，第一目的地是湖南常德。那时已是建国大典前夕，作为军大学员，每到一地都要演点小节目，做好宣传鼓动工作。前方战斗部队传来消息，战事进展顺利，要我们紧跟。孝感到常德直线距离八百华里，我们每天走八十到一百华里，不算太紧迫。最难熬的是头三天，绝大部分脚上打泡。晚上热水泡足，然后采用土办法，把水泡挑破穿上棕丝或粗头发丝，第二天就干瘪了，三天之后结上老茧，再走多也不怕。

沿着长江边急走，疲惫时听军号统一休息，观看“江平两岸阔，风正一帆悬”的景致，亦一大乐事。遗憾的是夏秋之交时有雷阵雨，我们每人只一块雨布，成为落汤鸡是常态。

湖南老乡热情好客，数字观念比较模糊马虎。你问到××地还有多远，差不多回答都是“还有一泡里”。这个一泡里可以是七到八华里，也可能是十五华里。有时一走就到，有时走一小时还不见踪影。

湖南有一种小吃名气很大，那就是大饼夹臭豆腐，加点红辣酱，味道鲜美，江南少见。

到常德已是十月下旬，休息数天并重新编队，分成两部分，一部分叫地方队，准备解放重庆后接收地方政权。另一部分是留校队（戏称老母鸡队），主要任务是筹建西南军政大学川东分校。我被分配留校队。

在此之前，所有各组女生都在沙市登轮，我们也减轻了负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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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从常德至重庆

经川湘公路到重庆，从地图上看约二千二百华里，但我们行军

尽量走小路抄近路，总里程不到二千华里。

出常德，途径澧县、就到了花垣县属的茶洞镇，这里是湖南、四川、贵州三省的交界点，号称“鸡鸣三省”，也是汉族、土家族、苗族的杂居地。沈从文的小说《边城》写的就是以茶洞为原型。此地风景幽美，民风淳朴。再往前走，就是严重缺盐区。我们就把一部分米袋抽空，改为装食盐。又听说少数民族缺少针线，我们离常德时都买了一些，以备送人。

一路颠簸，终于到达大片苗区居住地，都在半山腰。他们喜迎解放，热情接待，以当地盛产的柑桔奉送，我们回赐的针头线脑深受他们的喜爱。随后到达的严重缺盐区，令人吃惊。虽然我们早有思想准备，还是没有料到会缺少到这种程度。沿途不仅无盐可买，还要陆陆续续送掉一些。三天以后，炊事班断盐。为了保住体力，中队领导动了脑筋，拿银元买了一头猪。但不放盐的白烧猪肉的味道实在不敢恭维，尽管他们放了很多辣椒。这种情况，一直到沅陵县才有所改善。

过沅陵，经酉阳，进入武陵山区。这一带，就是陶渊明写《桃花源记》的地带，风景美得不可胜收，但我们却无心欣赏，原因是前方战事进展太顺利，逼我们加速行军。我们日也走，夜也走，大家都学会了一种本领，即一边打瞌睡，一边紧一脚慢一脚地走路，没有人会掉队。

这段时间，我还接受过“打前站”的任务。所谓“打前站”，就是后半夜比大部队提早数小时出发，前往安排中午休息地、晚间宿营地，筹粮筹柴筹菜。“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”，这个工作很辛苦的。其一，沿途土匪很多，还有蒋军溃退时丢下的散兵游勇，我们打前站的一般只有二人，有一定危险性。其二，碰到真正的贫困地区，柴菜可筹到，而粮食就可能筹不到，有时需要转移到数公里以外的地方去筹措。我那几次运气好，经过富裕的村庄，有绅粮地主，有深宅大院，打个欠条就一切解决了。

四川那个地方，号称“天府之国”，其贫富差距比江南更为严重。江南有良田四十到五十亩的就称为地主，而四川地主拥有田地千亩以上的并不稀奇。另一方面穷人之穷也可能出乎你的想象。我们过白马山时，看到半山腰有一户人家，家里除了几块门板作床外，几乎没一样完整的家具。那天我们经过时，父母上山劳作去了，留下一对十七、八岁的大姑娘，姐姐在煮红薯，妹妹就在床上躺着。经过了解，原来姐妹二人只有一套外衣，共用一床薄被，其状况惨极了。部队当即解囊相助，送衣送被，以解眼前之急。

重庆是十一月三十日解放的，在此之前并无大仗。直到成都外围，才像模像样地打了一仗，活捉蒋嫡系部队兵团司令宋希濂，另一兵团司令李弥率部逃入缅甸金三角地区。可以这样说，整个进军西南战役我军牺牲的人数，还没有后来剿匪牺牲的人数多。

十二月上旬，我部经涪陵到重庆，展开了各项接收工作。居在重庆南岸一个警官学校的军大学员，终于踏踏实实地睡上了一个安稳觉。

王一平

（写于年3月，时年九十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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